(美術報)漢碑隸書在當代冷落的原因分析兼論當前隸書的創作現狀
來源:美術報 作者:劉雲鵬

    派書法的興起以篆、隸為先導,其中隸書的創作是以漢碑隸書為取法對象,將漢碑隸書那種古拙的審美風格與自然風化形成的殘缺之美巧妙地結合起來,完全擺脫了唐宋隸書書寫的範式。近代的隸書創作也無不直接繼承清代碑派隸書的創作模式,尤其碑派書法家完全擺脫帖學的影響,重建書法語言體系的創新方法和勇氣影響著當代人的書法創作,以開放的眼光繼續拓展書法的取法範圍,進一步將出土的古代所有字跡作為書法創作的資源,在隸書的取法上將注意力轉向簡牘帛書,而且“草化”隸書成為一種流行,逐漸放棄了碑派隸書以漢碑隸書為主要取法對象的做法,漢碑隸書逐漸被冷落。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當代還缺少對這個問題的深入思考和研究,而認清這種轉變的內在原因有利於深層次地分析當前隸書發展中的優勢和不足,本文針對這個問題作一探討。
   筆者認為漢碑隸書在當代冷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碑派隸書所形成的高度後人很難超越,後人在前輩大師強大的影響下極易處在影響的極度焦慮中,避開向漢碑隸書的取法,也是後人擺脫前輩大師“影響的焦慮”(1)的首選辦法。

   從魏晉至清前期,一直是以追求典雅、講究內在氣質的魏晉帖學為取法標準,魏晉書法成為後人品評書法的標準和依據,因此帖派書法在取法的時間上不會超過魏晉,故而隸書也是以鐘傳碑版隸書為取法物件,可是鐘傳碑版隸書在用筆和風格上已經失去了兩漢隸書的特點。隸書在帖學占統治地位的千年之間始終處於低谷,而清人在隸書取法上超越魏晉而直接轉向漢碑隸書,隸書才得以復興。清人在取法漢碑隸書時,不但深刻地領會了漢碑隸書的精神風貌,而且開創性地將自然風化所形成的殘缺之美與用筆、用墨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古樸渾厚、氣勢雄壯的金石之氣。隨著碑派書法的發展和完善,碑派書法取得了與帖學相提並論的地位,形成了中國書法的兩大分支。在隸書創作上出現了一大批大師,如鄭簠、金農、伊秉綬、鄧石如、何紹基、趙之謙、吳昌碩等,還有朱彝尊、俞樾、陳鴻壽、楊峴、吳大徵、徐三庚等大家,真是名家迭出,蔚為大觀。他們都是以漢碑隸書為取法對象。鄭簠“初學隸,是學閩中宋比玉,見其奇而悅之,學二十年日就支離,去古漸遠,深悔從前不術複本,乃學漢碑,始知樸而自古,拙而自奇,沉酣三十餘年,溯流究源,久而久之,自得真古拙,超奇怪之妙” (2)。金農早年學鄭簠,後學師法漢碑,自謂“石文自五鳳刻石,下于漢唐八分之流別,心摹手追……”(3),稱“華山片石是吾師”(4),中年後又取法《天發神讖碑》。鄧石如隸書取法《史晨前後碑》,融合《華山碑》、《張遷》等漢代名碑。伊秉綬 “遙接漢隸真傳”(5),以《張遷碑》為骨架,參以《開通褒斜道刻石》、《裴苓記功碑》等碑。何紹基廣臨《張遷碑》、《衡方碑》、《乙瑛碑》、《禮器碑》、《石門頌》等漢代名碑,幾年如一日。趙之謙取法《張遷碑》等碑。吳昌碩隸書師《級三公山碑》,又加入了臨寫《石鼓文》的經驗。這些大師都從漢碑入手,深得漢碑之精髓,入古出新,將各自的風格表現得淋漓盡致,創造了一座座高峰。當代人如果依承清人隸書創作的范式,必然滑向清人隸書創作的窠臼,很容易步前人後塵,面對清代碑派隸書大師的偉大成就,後人在他們強大力量的影響下會逐漸失去創新的能力和勇氣,所以今人會儘量避開清人的影響,另找出路。這是漢碑隸書被冷落的一個原因。

   二是古代字跡的大量出土,極大地豐富了書法資源,擴大了書法的取法範圍,為今人隸書的取法和創新提供了更加寬廣的選擇餘地。

   二十世紀以後,大量帶有字跡的文物出土,如甲骨文、簡牘、帛書等,他們的發現越來越多地衝擊著傳統的歷史學、考古學、社會學、人類學以及學術史等領域。同時也極大地豐富了書法資源,並影響著書法的發展。今人以書法的眼光去審視和利用這些書法資源,引發了今人對古代書法本文的重新闡釋,不僅從創作上進行了實踐,而且從理論上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這是繼清代碑派書法以後又一次對書法取法範圍的拓展,對書法歷史譜系的豐富。落實到隸書創作上,簡牘、帛書及其他字跡發現的數量大、範圍廣,幾乎涵蓋了整個隸變的過程,為後人隸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參考資料,尤其漢簡的發現讓我們看到漢代隸書的真實寫法,有力地彌補了漢碑隸書缺乏書寫不足的問題,也讓我們體味到漢隸更加原汁的風味。而這一豐富的書法資源只屬於當代,未被前人所開發和利用,創作上一旦成功便是獨一無二的,有篳路藍縷之功,這塊亟待開發的書法寶藏對當代人有著很大的誘惑力,為今人捨棄漢碑隸書而另有所依存。所以當代隸書創作的取法轉向漢簡是歷史賦予的機會,必然會削弱隸書創作只向漢碑隸書取法的主導地位。

   三是碑派書法逐漸降溫,帖派書法逐漸回溫,時風的變化直接影響了隸書創作的審美取向。

   當我們全面考察碑派書法的發展時,發現碑派書法自身存在著難以解決的問題,清末的碑派書法家已經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在創作實踐上便在帖派書法中尋求幫助,近代開始碑帖調和,其結果是在行、草書的創作上取得很大的成就。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碑派書法主導地位已經開始讓位于帖派書法。尤其在九十年代,一批三四十歲的中青年書法家表現出強烈的創新意識,在書法創作中碑帖互補,弱化碑帖的邊界,成為一個時代書法創作的主流方向。形成了整合的創新理念,不但完全解決了碑帖的地位之爭,從而形成了經典碑帖和“民間書法”並重的取法範圍。尤其當今對“民間書法”的研究,將書法的取法範圍拓展到出土的所有字跡,一大批人從“民間書法”中吸取創作源泉和靈感,這是對古代書法資源的又一次開發。另一方面,由於書法生態環境的改變,書法的主要展示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展廳成為書法展示的主要方式,當代書法的發展是圍繞展覽而展開的,展覽左右和影響著當代書法的審美取向和發展趨向。而展覽會不僅是展示方式的改變,也是書法生態環境改變的表現,展覽會成為當代書法家的難以割捨的競技場。展覽會參加者少則幾千,多則幾萬。展廳懸掛的作品少則幾百,多則上千,不論評選還是欣賞,停留在每件作品上的平均時間就幾秒鐘,所以迫使書法家為了最佳視覺效果而苦心塑造自己作品的形式與視覺衝擊力,在“巧”和“奇”上下工夫,以追求“趣味”為時尚,所以碑派書法那種以氣勢為主的視覺效果反而不符合當代的審美趣味,即使一些向碑派書法取法的人在創作實踐中並沒有強化碑派的大氣,而是轉向重視視覺效果和趣味表現上。目前,書法創作由重視視覺效果而轉向更加注重技法的“巧”和“趣味”的追求上,漢碑隸書被冷落是不可阻擋的趨勢。

   當代隸書在取法上不再僅僅依靠於漢碑隸書,而是包括了漢碑、簡牘、帛書,甚至包括出土的古代所有字跡,在用筆上採用整合的方法,將篆、楷、行、草的筆法運用到隸書中,有意地弱化金石氣,強化書卷氣,尤其隸書“草化”更成為一種時尚,成為當前隸書創作的流行風。但冷靜地分析當代的隸書創作現狀時,發現隸書創作處於從碑派書法產生以來的最低谷,很不盡人意。主要表現在用筆的程式化,內涵的浮淺化,更嚴重的是隸味的逐漸消失。在當今的隸書創作中,被普遍公認的大家還沒有。有些人把目前這種現象的原因歸根於對漢碑隸書的冷落上。其實不然,將簡牘帛書以及出土的古代所有字跡都成為隸書取法學習的對象,應該更加有利於當代隸書的發展,使隸書的取法範圍更加廣闊,資源更加豐富,更加有利於隸書的創作,但是為什麼當代的隸書創作反而處於低谷呢?

   我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書法家向古代書法資源取法時,對取法資源缺乏深入系統的研究,只是吸收一些形式和技法方面的東西。考察清代碑派隸書大家時就會發現,清代隸書大家對取法物件都有深入的研究。像鄭簠自康熙初北上山東、河北尋訪摹拓漢碑30多年,對漢碑進行深入的研究和臨習。金農一生南來北往,雲遊四方,廣搜金石碑版,一生篤好金石碑版的鑒賞。鄧石如經梁巘的介紹,寓居南京梅氏家博覽三代、周秦、漢魏金石,用幾年時間各臨《史晨》、《華山》、《張遷》、《校官》等名碑50本。何紹基從24歲開始搜集金石碑刻,是清代負有聲名的金石學家。趙之謙對金石之學篤好至深,與胡澍、沈樹鏞、魏均普四人聚京師“四人人皆癡嗜金石,奇賞疑析,晨夕無間”(6),正是他們對漢碑隸書的深入研究和長期反復的臨習,窮盡畢生精力,才能入古出新,形成各自鮮明的書風。當代隸書創作無不受簡牘帛書的影響,而簡牘帛書從藝術的角度考察,大部分只能看作是書法資源,不能作為直接臨摹的範本,要從中吸收藝術的營養,必須進行藝術提煉,才能應用到書法創作實踐上,方能化腐朽為神奇,更加需要書法家深入的學習和研究。反之,就無法吸收這些資源所含的營養精華,只能流於對其形式和技法的簡單模仿。另一方面是當今的書法家的價值觀決定了在追逐名利中難以進行溯本求源、潛心于原創性的創新。在書法創作中如將古人為比較物件,才能真正體現出藝無止境。而今人是與今人比,是在展覽上入選、獲獎或取得書法組織中的職位是成功的標誌,入選獲獎或者身居書協組織的高位確實能一鳴天下知,成為明星,從而成為天下學習、模仿的對象。或者成為評委,或成為某種書風模式的帶頭人,將會名利雙收。但是快速製造的明星書法家與當代的影視明星一樣,需要不斷在媒體中亮相,不停地進行包裝炒作,反之就會被新明星的光輝所淹沒,根本沒有時間靜下心來練“內功”,造成了“成名”容易“成功”難現象。當今的社會又是一個快節奏的時代,並且書法家的職業化還在困境中,尤其書法市場的不健全,書法消費存在的只看名頭的現象,嚴重地影響著大部分書法家的創作狀態和動機。所以在當代隸書創作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直接向明星和評委學習,更容易出名和引起大眾眼球的關注,沒有必要忍受入古出新所產生的煎熬和遇到失敗所帶來的痛苦。

   所以當代隸書在整合創作理念的影響下,面向古代各種書法資源,應該有很大的創新空間,但是在名利的誘惑和對書法資源缺少深入研究,嚴重影響了當今隸書的發展,所以隸書大師的出現還待時日。
   【注解和引用】
   (1)“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理論是二十世紀美國耶魯學派的解構主義批評家哈樂德。布魯姆(Harold Bloom,1930——)通過對前代詩人和後代詩人創作影響的研究得出,提出偉大的前驅和偉大的作品壟斷了後人的注意,使後人無法認真觀察自己,而一味過度地頌揚先輩和偉大的作品,完全籠罩在先輩和偉大作品盛名的光輝之下而無所作為。
   (2)見《隸法瑣言》,轉引自《中國書法鑒賞大辭典》。
   (3)《冬心齋硯銘·自?》。
   (4)《魯中雜詩》,清,金農。
   (5)《書林藻鑒》,清,馬宗霍。
   (6)《趙之謙印譜》,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

(雷超榮 )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