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本土立場與書法外交
  劉正成、王岳川關於書法文化發展的成都對話

一、鄉土情結與中國立場
王嶽川 :正成先生這次《岷峨行》在四川成都展出,從小的方面看,這只是他眾多展出當中的一次,可以說是波瀾不驚;但從大的方面來講,卻有不尋常的意義。我本人作為他理論的閱讀者、思路的理解者,我認為他首先具有了鄉土情結。唐僧去西天取經,成了正果。而今天不少人到西方“學習”結果成了“捨身”。經沒取到,本土思想也不見了,形成了中國思想的不斷流失的局面。現在中國一些大學的學術含金量逐漸減少,中國思想家創作的原創性和思想的原創性也在流失。流失的一個原因,是某些學者過分嚮往西方的一些東西,不再對本土的問題進行深度思考和挖掘,不再對本土文化和藝術的延伸再思考、再創作、再提高、再提純,而是惟西方馬首是瞻。在這種全球化大語境下,正成先生卻回到家鄉,將他在京城二十年來的書法成績通過幾十幅書法精品向家鄉父老彙報,這是相當樸實而可貴的。

在鄉土情結中最為重要的是“中國立場”。學術界有個不太好的風氣,往往以“他者”的眼光來衡量事物。所謂他者的眼光,即老外說好就好,說某一樣東西不行,好像我們就真的不行了。因此,用別人的眼光來評價我們自己的東西,自己也就喪失了評判的標準、喪失了基本立場、喪失了東方的趣味,結果傳統精神和藝術形態也就慢慢地變味了、流失了。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現在世界學術界形成了一種文化戰爭叫“後殖民”,它不是說再去征服土地的戰爭,而是語言殖民、心態殖民、文化殖民。當你受西方影響甚至全盤影響,並從內心接受它的重新塑造時,你就會成為人們所說的“ 假洋鬼子”。中國的傳統精神的延續非常關鍵,一個接受了西方思想又能夠堅持中國立場的人,就會慢慢地播撒自己的新思想。

我認為正成先生在這方面做得很好,既是堅持了中國傳統,同時他又不是孤陋寡聞、閉關守舊的人,而是具有較寬闊的視野和文化背景。在他組織和參與的一些重要書法活動與展出中,積極支持在傳統基礎上創新的藝術風格或藝術形式。從他的筆下可以看出,其作品流淌著原汁原味的中國傳統。同時,他又強調傳統不是僵死的、一動不動的東西,並非說王羲之、顏真卿、趙孟 NFDD5 的字就好到極點了,不能再添上新的維度,不是這樣。他在具備這些傳統精華的同時,還具有自己的個性和新面目。他的作品有相當多的筆法包括字法和章法都有突破。這一次,他的大部分作品也不再是大量以過去那種中堂、條幅的傳統形式出現,而是出現了很多適合現代民居建築特點的斗方幅式,這和日本書家的現代審美有共通的地方。由此,我想到另外一點,當前的一些書家受國外審美因素的影響,寫一些圖案化、抽象化、非漢字書法或者非書非畫稱為“書象”的作品,我把這種現象稱為“概念藝術”或“觀念藝術”。西方的觀念藝術有自己的譜系。這種觀念藝術在形式上有所創新,但是對書法藝術而言,則過多地背離了傳統,不再是我們所說的審美感受型的書法藝術。如何把握一個度,十分關鍵。

劉正成 :王岳川教授運用文化研究的觀點來解釋了我這次展覽的文化意義,其中涉及到中國現實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係,同時也涉及到歷史文化和當代文化的關係。在這些文化的接軌中間,怎樣發揚作為一個文明人的優秀傳統,而且把這種傳統在新的時代以一個特殊歷史時代的形態加以關注、加以闡釋 ? 我覺得不管是對我們的創作也好,還是書法理論研究也好,將會獲得一個很高的著眼點。我的這次展覽,為什麼叫《岷峨行》 ? 這主要還是一種鄉土情結。我覺得一個人生活在社會上,而形成他自己觀點的還是建立在某一個根源性地方。這個地方就是中國,或者更具體一點就是從他的故鄉開始。那麼,文化的根就從一個國家或者一個鄉土開始。而這種文化呢,又有一種歷史的特徵。剛才王教授提出一個“觀念藝術”問題,觀念藝術是 20 世紀西方藝術一個新的東西。西方藝術寫實性的藝術觀念、或者亞里斯多德摹本學的藝術觀念,都是向東方藝術學習的結果。西方學者是不承認向東方學習的,因為抽象藝術觀念正是東方文化的一種精萃。比如繪畫,在十九世紀以前,他們都是寫實的,都是到盧浮宮去臨摹繪畫,像倫勃朗以前的繪畫藝術都是臨摹,他們的藝術高峰就是法國十九世紀那種現實主義的繪畫。後來覺得照摹物像更能滿足他們的創作,所以,開始從印象派繪畫發展到抽象繪畫、發展到整個的觀念藝術,因此,觀念藝術到 20 年代、 50 年代達到了一種高峰。我覺得他們也是放開眼睛看世界,到達了這麼一個新的境界。

中國書法有觀念藝術的成分,但是又不是純粹的西方觀念藝術。這中間有個重要的特點,就是書法在八千年發展歷史上或者在八千年以前就進入了抽象狀態。因為文字的創造就是一種抽象,文字是一種比繪畫更高級的抽象形式,而書法藝術就從這個時候開始。從這開始以後,書法在八千年中間的抽象發展,有一個重要的約束使它和西方抽象藝術不一樣,那就是中國有她的文字。文字字形是對我們中國書法文字抽象最大的約束,同時,這個約束也使得八千年的書法得到了積累。觀念藝術最大的特徵就是以不苟同於它以前的審美觀念作為追求,抽象藝術作品出現之後建立了它的審美標準,但同時這個審美標準也隨之而消失了。書法很奇怪,八九千年不斷的發展中間,其審美標準也在不斷地發展,但是它一直讓每一個審美經驗都沒有落後、都沒有消失掉,相反卻有一種提煉。所以,我們現代的書法,能夠得以從幾千年前的陶文、甲骨文、金文、篆書、隸書、行草書當中沿襲過來,並且還能使用它們。我讀過王教授的《中國鏡像:九十年代文化研究》,其中談到 90 年代西方文化對中國社會文化生活的滲入,所有歷史文化對當代文化的滲入,對書法的滲入,都使書法藝術沒有傷到它的“根”,相反有了新的發展。最近我在紹興蘭亭作了一個演講,講到關於“蘭亭精神 ” 和“經典作品精神”,我們歷代的文人像王羲之、顏真卿、蘇東坡、趙孟 NFDD5 等的經典作品是我們文化的主流。民間書法也好,簡牘書法也好,它們是這個主流下為“用”的東西。也就是說,我們既要以經典文化為“體”,又要以民間書法和簡牘書法為“用”。我曾經發表文章批評康有為的書法歷史觀。康有為完全用碑學來解讀中國的經典書法,即文人創造的書法,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回過頭來說,我認為“蘭亭精神”也就是一種創新精神,顏真卿對王羲之的繼承是以他不同於王羲之的面目出現的,蘇東坡又不同于顏真卿,顏真卿和蘇東坡無疑都是王羲之最偉大的繼承者和發展者。所以中國書法就是處在這樣一個歷史和現實、積累和發展的交匯點上來提出問題的。

談到鄉土問題,我認為如果書法離開了書法家的人生和生活,這種藝術肯定是偽藝術,只是一種技巧或者工匠技術,形式空洞。所以,我覺得我們當代書法要發展,最關鍵的是要充實它的內容,這個內容即是它的精神內容和文化內容。精神內容、文化內容正是情感內容和各種內容的結晶,或者說是昇華。所以,在這次展覽作品集的序言中我寫到:一想到四川,我就必然想到李白是怎樣走出四川的,杜甫又怎樣到四川去的,陸遊又怎樣到四川,蘇東坡又怎樣從四川走向汴梁、走向中國。這些,必然是在具體的土地上,背離不了這一點。也就是說所有對於國家和世界問題的思考沒有虛無縹緲的,它都有一個起點。反過來說,峨眉鄉土的觀念如果不讓它在整個大文化觀念中間去思考問題的話,峨眉鄉土情結也不能成立,將會消失在整個文化的交融中間。所以,我覺得這個觀念對我們發展當代書法有相當的啟示。

二、地域文化與全球視野
王嶽川 :剛才正成先生談到了幾個關鍵問題,而你對自己的“鄉土情結”的闡釋很有意思。由此,我想到中國 20 世紀特別是西方文化的進入之後,中國的一批學者像康有為、梁啟超他們都是廣東一帶的,還有江浙一帶的學者如蔡元培等,都很了得,再有就是四川的一批學者寥平、蒙文通,包括藝術家像張大千等,他們跟江浙、廣東的學者不太一樣,同時四川文化 ( 尤其是三星堆文化 ) 跟中原文化也不太一樣。

四川人多了一些曠達,多了一些那種“化腐朽為神奇”的幽默感,增添了一些土得掉渣的鄉土氣息,還加了一點超越生死的形而上的“鬼氣”。這使得四川文化在很多問題上既沒有中原文化那種正統身份,也沒有江浙文化那種較早地接受外來文化衝擊的現代氣息,同時也沒有廣東沿海一帶崇尚經商致富的商業氣息。山清水秀的四川有著濃厚的鄉土氣息。在四川的茶館堙A沒有經濟目的的人悠閒的人可以海闊天空地聊上一整天,擺一個個龍門陣,而且不牽涉任何經濟價格和價值問題,而雙方的心情都很愉快,人們在談話的同時得到了一種精神的昇華。

我覺得今後中國的書法研究,除了大文化圈的研究,中國書法文化共性的研究以外,還有地域書法文化研究、地域書法心理特徵的研究,甚至地域書法審美趣味的研究。這種研究將豐富中國書法史和文化美學理論。

另外,正成先生作為新時期二十年來書法發展的參與者和組織者 ( 在某些方面是引導者 ) ,我覺得現在應該是到了總結思想、闡釋評價,為今後更高地攀登作準備的時候了。書法跟其他藝術不太一樣,它包括幾個基本問題。正如剛才正成先生所說,即書法創作、書法批評、書法史和書法理論,還有書法美學等不同研究方向。這是多方面的互相生髮和良性互動的問題,不可能只埋頭搞書法創作。

只抓住書法創作,沒有理論批評的這種所謂“創作”是盲目的。一些實驗書法堅定不移地往絕路和斷路上走,留下自己的失敗的墓誌銘告訴人們:此路不通。這是慘痛的。反過來說,沒有創作的理論家是空頭理論家,很多理論文章之所以說不到位,說不到精彩的地方,正是因為缺乏創作實踐造成的。另外,如果沒有書法史,尤其是沒有經過今天考古學科最新資料發現的書法史的研究,書法家就沒有座標,即使有理論、有創作,也僅僅是一種安於現狀、知足常樂,充其量只是一個“書法個體戶”,不是高瞻遠矚的書法文化發展戰略家。我認為正成先生在這幾方面都有良好的素質,他能將書法創作、書法史、包括書法的文化理論和書法批評較好地結合起來。如果具備了這些因素,同時又組織了一批提升中國書法精神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覺得應該談出他更多的一些新的想法。這些想法,對 21 世紀中國書法的理論和創作的雙重自覺將具有前瞻意義。

劉正成 :剛才王教授談到文化的地域文化問題,我覺得很重要。地域觀念是我們 20 世紀東方學術獲得成功的一個重要方面,四川老一輩學者蒙文通先生在這一方面的研究就很有成就。這批四川的先進學者,他們創造了一個很好的學術地域特徵。我們當代的歷史學、考古學有一個最明顯的特點,就是關於中國文人的起源、發展的問題。

自從上世紀 70 年代以後,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發展揭示了一個重要的現實:中國的文化並不是僅僅將中原文化作為它的本源。由於一系列新的文化的發現,像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巴蜀文化、洪山文化的發展,說明我們中國是一個多元文化融合的國家。這種多元文化的發展對我們探討中國史前歷史有著重要的依據。這堙A我想到了我們 20 世紀學術界幾個重要的流派,像湖南一派、廣東一派、四川一派。廣東人能提出他們的重要思想,從康有為到孫中山,但他們沒有湖南人的實踐精神,能夠把理想變成現實,毛澤東就把他的思想變成了社會現實,四川人更有一種精神叫“移民精神”。四川人為什麼思想活躍,既執著又幽默 ? 就因為在清初時各個地方的人進入了四川。現在成都地區發現了一個萬人坑,即是因為發生在清初的戰爭——“張獻忠剿四川”的農民戰爭引起了大量人口的消失,才有了“湖廣填四川”。所以,四川這個地方是一個移民的國度,各種人在這堨瘨蛂C特別是 20 世紀 40 年代抗日戰爭時,各個地方的人都進入了四川,形成了四川活躍的學術思想。我覺得我們近代的學者,如郭沫若、巴金等都具有開闊的文藝思想,引導了一代文化的發展,和這些不無關係。所以,當現在世界已經變成了一個地球村的時候,我們從任何一個地段都可以走向世界。我們現在已經不像蘇東坡那個時代一樣,必須從成都出發,經過廣元、漢中,經過洛陽、西安到汴梁,或者經過長江走四川,我們從每個地方都可以進入世界。

我這次回到故鄉辦展覽,我們互相來探討一下當代的學術和藝術問題。我覺得,四川的文化發展,或者當我們在四川這個地方進行藝術創作的時候,首先就要想到的,就是我們是在為世界增添一份貢獻,我們是在直接與世界的文化對話。以前指的“盆地意識”,僅僅是指四川和全國。而現在在互聯網的時代,我們家門口可能同時又是世界的某一家村落中間的某一個據點。這個據點很重要,你必須從這堨X發。剛才談到我們非常寶貴的地域文化可能將會在新的世界中間消亡,也就是說像地域關係很明確的以地域政治文化形成的學術派別、學術思想,將可能變成一種“學術思想化石”,在我們這個新的互聯網時代就很不容易被保存下來了。如果要保存這些學術思想化石,我認為應緊緊抓住這種具有名牌觀念、地域觀念的文化為前提來發展。所以,我非常擔心我們的書法藝術歸到世界文化當中會消失掉,特別是目前中國書法的美術化傾向。當然,如果不用西方的繪畫觀念來處理書法問題,它就不能在展廳中間顯示它的魅力。反過來說,美術化觀念又嚴重影響了它本身的偽證和歷史文化的發展。所以,這是我們緊迫的雙向問題。

正如剛才王教授談到的,我們的文化既有一個本土文化的培養問題,同時又有一個文化輸出的問題。這就是說在我們的鄉土上同樣也可以輸出文化,一旦創作出來了,就是對世界文化的一種滲入。當然,我們文化的輸出,除了文化的思想內容以外,也有形式的問題。我們還可以通過既在家門口產生這種輸出的中國文化精萃,同時也採取一種合適的形式,把我們的文化介紹、傳播到西方去。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感受:我們瞭解西方,遠遠超過西方人瞭解我們中國,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三、書法可持續發展與書法文化輸出
王嶽川 :剛才討論的問題,涉及到當代學術的前沿課題。幾年前季羨林先生就提到關於中國文化的送出主義。不是人家來拿,而是我們送出去,但是我們主動送出,人家不要,對我們也很不利。因此,我認為用一個中性詞“輸出主義”比較好,就是源源不斷輸出——這是一個“文化上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現在太多的急功近利、太多的短期行為。“文化的可持續性的發展”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學概念,也不是一個國策的問題,我認為是東西方文化共同發展問題,是中國當代文化戰略問題。我們需要弄清:中國文化哪些東西還殘存著思想的碎片可以被我們整合起來?哪些殘存的文物和文化形態可以被我們聚集起來?當代學者都應該用心去思考,這樣方可以發掘出本土文化精髓,逐漸地生成出新文化的可能性。我們不要把中國書法搞成千人一面,而是要使每一個人都成為不可替代的獨創性,這種獨創性又同中國整體文化的根相聯繫。

可持續性發展就是發掘民族的根、發掘具體心靈的根,應儘量以不同的形式做得更完美。在這個意義上講,只有將書法寫好了提升了,我們才可以輸出。我想,送出去不好的過時的東西,甚至已經被拋棄了的、僵化的東西,人家當然不要。如果你送出去的是一個具有特色的東西,我就不相信我們具有鄉土氣息的中國書法就沒有人要。所以不是“新就是好”,而是“好就是好”!

劉正成 :剛才王教授談到書法創作、書法批評、書法史研究這一系列問題,從學科結構來說,它們是相互依附存在的。熊秉明先生說書法是中國文化核心的核心,是頗能代表中國文化精神、或者藝術精神的。但是現在我們卻面臨著這種文化、藝術的闡釋問題。我主要是搞書法創作的,我覺得當代中國的文化學者、藝術理論家對書法不僅要作為一個民間藝術來對待,更要放在中國文化藝術精神角度來研究。中國書法有它的獨特性,它甚至和文學理論研究都不一樣。現在的文藝批評家,不一定寫小說、詩歌,也可以做一個很優秀的評論家。而書法界存在一個現實,如果沒有創作的經驗和對書法的傾情,往往就不能進入藝術的腹地,對於有著悠久歷史的藝術密碼解不開。對於藝術本身的解密與闡釋,也將面臨著向外輸出的橋樑問題。沒有現代美學對傳統文化的闡釋,沒有現代的批評理論對書法創作的闡釋,特別是對書法史發展過程中間對藝術本身的特徵和發展脈絡的綜合性研究,那麼這個藝術就很難被視為在世界文化交流中間的一個鮮活存在。像雜技技術一樣,僅僅是一種技巧,不能成為真正東西文化的交流。因為我自己也做一些編輯、理論的研究,所以總覺得在這方面研究的貧乏。

季羨林先生在學者書法展開幕致詞中希望大學生、研究生、中青年教授都來學習書法。現在我們面臨著“如何解釋書法,把書法推向西方”。這可能是新世紀書法發展的一個外部問題,這個問題反過來又會促進書法自身的發展。沒有很好的向外發展,就會失去生存的空間。生存空間的壓縮,也將會使藝術自身逐漸萎縮。

王嶽川 :這些學術前沿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比如說,書法文化輸出的問題。一方面我們看到季羨林先生希望大批學者、大學生都來參與書法,包括讓大批留學生來研究這個問題。但同時“輸出”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是新世紀中國書法可持續性發展戰略問題當中最關鍵的一步。 ( 您是《中國書法》雜誌主編——這份刊物被季羨林先生稱為中國書法界很重要的一份刊物,每期必讀,我個人亦是每期必讀,而且讀後有很多體會。 )
“ 輸出”在中國書法界尚未形成一種整體性自覺意識。有一些人認為“輸出”就是寫字給外國人,把字送到外國人手上,因此通過各種關係把一些很不優秀的作品、不上層次的作品,送到日本、韓國及東南亞地區。但是,有些外國人也並不怎麼買帳。日本有位教授說:我們只佩服王羲之、王鐸,對現代中國書法有不同看法。有的日本書家還認為,日本現代書法家其中佼佼者甚多。我不同意這個看法。我認為,對中國書法史的熟悉是重要的。我們需要到故宮博物館看珍藏的歷代法書精品,同時還要到中國美術館看現當代優秀書家的展出。因此,中國書法的輸出不僅僅是書法創作作品的輸出,還是書法創作者思想總結的輸出。這不僅僅是作為書法家、書法理論家個人的責任。在當代中國普及了十萬百萬書法大軍,甚至是群眾書法愛好者上億的情況下,當務之急是要塑造三十位、一百位,甚至三百位當代書法大家式的人物——他們應當有精神去總結自己的創作實踐,審理自己創作思想當中的難點、疑點和前沿問題。

出於語言交流的原因,中國書法文化輸出要用英文形式。因此,有個小建議,今後當代重要的書法家和理論家,出書時最好要有中英對照,或者中英目錄、內容提要對照,使得外國學者可以更多地瞭解中國書法。書法文化輸出的問題與中國書法外交的問題緊密相連。我認為,這個“輸出”不僅整合了民間的專業團體,還整合了政府某些方面的指導思想。從這方面,我倒覺得書法外交與創作輸出、理論總結輸出、跨國文化組織輸出是分不開的。

四、書法外交與書法國際聯盟
劉正成 :中國的乒乓球在外交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乒乓球的振興,影響了一代人,對中國民族精神的振奮起了很大的作用。書法的外交,我想首先應從亞洲開始。亞洲有兩個非常特殊的國家:日本和韓國。這兩個國家與中國的文化是密切相聯的。他們有很多的書家都把中國作為他們書法的宗主國。他們也面臨一個西方文化侵入的問題。日本在明治時代,全面學習西方,不滿足東方文化,現在他們開始覺醒到東方文化的重要性。在國際競爭中間,文化競爭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怎樣保持東方民族的特殊性 ? 韓國也非常矛盾,一段時間是儘量壓縮漢字,最近又提出儘量增加漢字,不斷對漢字的問題發生爭議。韓國總統金大中先生也提出要統一中、日、韓三國的漢字使用。他們所有的外交、所有的文化都是站在東方文化的基礎上,所以他們非常關注書法藝術的發展。現在美國的財政收入,第一項是金融,第二項便是文化輸出,我們非常高興去看好萊塢的大片。

王嶽川 :據最新資料,美國的文化產業(包括網路在內)已經首次超過金融界。

劉正成 :文化產業超過金融占第一位表明它的電影、音樂、網路,它的文化、思想觀念在影響整個世界。日本、韓國為什麼也非常注意它的民族問題呢 ? 就是民族思想、文化將直接影響政治、經濟在世界上的地位。由此,我想到文化怎樣輸出這一問題。如果文化本身不發達,就談不上輸出。中國的足球本身還踢得不好,怎麼去輸出足球觀念呢 ? 乒乓球打得好,中國就向世界上輸出乒乓球教練。如果中國沒有高深的書法藝術,它就不會更好地引起世界的注意。首先,我們要引起日本、韓國的注意,讓他們感覺到中國書法的發展值得學習。所以,我們在考慮輸出的同時,也必須想到自身內在發展的問題。只有高度發達的文化,才談得上輸出。就像裝在杯子堶悸漱禲A半杯水是溢不出來的,只有裝滿了的時候,它才會流向別的地方去。所以中國書法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已經具備了相當的條件。當代中國的書法正處在“滿”與“溢出”的階段,又是在全球化進程和民族文化消融在世界化原則中間的關鍵時刻。中國有句古話: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 我們一再討論全球化問題,就是要看中國傳統文化在這關鍵時候,應該何去何從 ?

王嶽川 :書法外交問題確實是當代書法界的一個難題,而且也是屬於中國藝術當中獨一門的書法未來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幾年前,新加坡已經開始建立了一個“國際書法聯盟”。中國不久也可能建立,因為中國是一個書法大國,歷史淵遠流長。日本有一段時間廢除漢字、減少漢字,但是後來發現很困難。中國其實在三四十年代也有一批學者提出廢除漢字。韓國也是這樣,經過大半個世紀以後,發現存在很多問題。所以有一段時間,外國人把中、日、韓稱為“筷子文化圈”,我認為應該是“漢字文化圈”。吃飯的筷子可以變成刀叉,它只是一個運作的問題,它不會進入神經、進入身體,化成我們的血肉。漢字則可以進入思維、血脈和集體無意識中。我們可以不用筷子用刀叉,但是不可以廢除漢字。歷史證明,離開了漢字,中國文化僅僅兩代人就中斷了;韓國很多思想包括名字的叫法都不太清楚;日本的片假名,在寫一個名字的時候就可能出現許多歧義,因為它的名字用漢字表達時是濃縮了的意象。因此,強調漢字文化圈的中心地位,在東西方互動並重新“發現東方”的新世紀尤為重要。

您作為中國書協副秘書長,應更有精神自覺和前沿意識來推進漢字文化圈。現在有學者提出:“漢語學界”。它包括四個方面:一是說漢語的中國人,二是用漢字來研究中國文化的一切人 ( 包括海外漢學家和中國人 ) ;三是用英語來研究漢語文化者,四是在跨國文化交流者和奔走於中國山川江河之上的旅遊者。這樣就把本國人和周邊漢語圈的人,甚至把說洋文的老外,都納入到漢語文化圈中。其實,我覺得漢語文化圈要更大,應該像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提出的“文化中國”。這樣輸出就可能是一波幾浪的持續化過程,最初在周邊的漢語文化圈中,然後再逐步擴大到歐美文化圈堙C在具體操作方面,我相信您可能有許多新見解。

劉正成 :文化交流實際上是一種緊迫的現實。我們有輸出文化的要求,實際在漢字文化圈的國家,他們也有要求聯絡交流的願望。日本、韓國包括歐美國家的學者,他們都覺得研究中國的漢字文化、中國的書法還是在中國,他們希望中國能夠振臂一呼把他們聯絡起來。當然在日本、韓國有許多漢字文化的學者,很有成就,但是在逐漸減少。我曾多次拜望日本剛剛去世的著名漢學家中田勇次郎先生,他對我說他很孤獨,他寫的書沒有人讀。我在香港拜訪饒宗頤先生的時候,他也對我如是說。現實的社會使得這些研究漢文化的重要學者們有孤獨感,表明文化的聯絡非常重要。我一再提出:不要等經濟已經高度發達以後,再去考慮文化問題。我們必須把文化和政治、經濟同步發展,同步推向一個大的格局。如果我們站在西部思想,站在四川這個角度,從開始起步的時候就要想到文化的外交問題。——站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地點進行建設的時候,都要把文化作為它的主要建設內容。不能在政治、經濟高度發達以後再去解決文化問題。但是,文化問題是不是被所有人所關注,特別是文化界本身的世界文化交流或者文化輸出的自覺性是不是迫切 ? 我覺得這還是需要再深入探討的一個問題。

王嶽川 :書法外交不僅具有跨意識形態性、跨文化衝突性,還有跨國的文化凝聚力,它的含義很豐富。由此我想到一個流行於中國的話題: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其實,“文化也是生產力”,而且是屬於“精神再生產”的生產力。如果把文化看成僅僅屬於一個不具重大含金量的問題,我想可能將會為這個錯誤判斷付出巨大的代價。

中國書法家的腳跟要堅定地站在鄉土中國之上。我們是從家鄉走出來,看了世界的豐富多姿,又回到家鄉;我們雙腳站在大地上,雙眼卻看著雲天,看著這個世界的明天。因此,當代中國書法應該有一種精神自覺,而且一流的書法家、書法理論家應該自覺組合起來,把自己個人的力量和民間力量,或是具有某些鄉土氣息的力量整合起來,對中國書法新世紀前十年的發展做出總結、開拓,而且要“求大同、存小異”。要拋棄一般性的生存策略生存倫理,走向更高的精神倫理,為了中國文化走出去、輸出去而盡力。根據我個人的體會,如果中國文化不走出去,將會在全球化趨勢下逐漸萎縮。走出去就會“知恥近乎勇”,就會奮起總結自己,給這棵樹施肥而逐漸成為參天大樹。如果沒有這種思想,一流書家就只會關注屬於自己瑣屑的生存問題,二三流書家可能就出現模仿一流書家的情況,這樣中國書法的再生產就可能出現問題——不是一種可持續性發展,而變成了書法文化、書法理論、書法創作的一種中斷。我們的工作就是防止這種情況的出現。

劉正成 :今天已經談得不少了。最後,回到我的書法藝術創作上來。這次帶著作品回故鄉展出,主要還是學習、研討,我也希望王教授和其他文化學者能對我的書法提出批評,讓我有所教益。我覺得要使生命之樹長青、藝術創作長青,最重要的是要讓它獲得一些生命的動力。最熟悉我的人,會更深刻地瞭解我的藝術作品,找出它的得失。藝術的批評是藝術發展最重要的催化劑,理論和創作更多的交融不僅會促進藝術的發展,同時也讓理論得到更多的生存活力。所以,我非常希望我的藝術創作,能引起文藝理論界學者的一些探討,對我的創作有一些客觀的推動和促進。(雷超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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